今天有旧时同学探访，游玩了一个上午，着实痛苦。一方面要恭维随行的其他两位以免怠慢，一方面要在如今已经很是明显的差距面前绵续友谊，还要避免提及其他人事，真的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得。而且我本身就习惯喜欢与世无争闲云野鹤的生活，渴望了无牵挂，乍时之间疲惫不堪。

同学一直说我昨天迷失在阅读中，不错，大有思想启蒙指点迷津的意思。但是同时又表达了不希望我看的建议，因为观点与我的性格有些渊源。其实他应该知道，我读书一向来者不拒，而且速度甚快，早就练成了百毒不侵的本事。

其实他的观点也不无正确。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敏感与冲动的（迷失在阅读中），作家们往往是心理极为丰富敏感脆弱甚至变态的，总能把闲愁酿成烈性的美酒。也正是这种敏感吸引了读者感化了读者，唤醒了大家渴望被唤醒的干枯的灵魂。所以将作家称为心灵的守望者也无可厚非。只是这些守望者本身也是渴望被唤醒的一分子，而现实社会和他们自己往往忽略这点。于是海子们的悲剧便发生了。

总有些人在想象海子在卧轨的一刹那是幸福还是绝望，并从他最后的作品中试图寻求答案。我想这就牵扯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精神的痛苦与肉体的痛苦哪个更甚呢？海子在卧轨之前甚至到火车来临之前一定是以为前者更痛苦，如果不是就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而我关心的是在火车来临的一刹那他是否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呢？

而这个问题牵扯的不仅是海子，王国维海明威茨威格远到屈原都会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在精神的解脱与肉体的存续之间唯一也是最后的选择。

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问题伸展：任何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每时每刻，即是将自己的生命寄予精神之家园还是现实之生存。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选择前者的人比选择后者的更伟大，因为伟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想也许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是否应该有厚此薄彼的看法，或者说几千年来圣人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否是正确的？或者说，倾向前者的人是否可能仅仅是因为盲目的遵从前贤而从未想过这种做法是否成熟后果如何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不好的影响。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年歌德写 少年维特之烦恼引得德国少年自杀狂潮就是例子。

而且我们想这两种是否是冲突的非此即彼？

我们是否可以采用一种超脱的包容的至少是中立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现象：即不必将前者的选择者看作伟人之举，也不能将采用后者的视同懦弱。因为选择权在于当事人自己。 我想世界上很多事情采用这种做法，就会多了很多灵活，避免了很多挫折。早年蔡元培先生初到北大即便推倡此法，开了北大乃至中国自由民主之先河。现在国际上巴以冲突恐怖主义很难解决的原因很大部分就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灵活，而采取习惯性的打打杀杀。这种野蛮的惯性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得不承认并且深思的问题。

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冲击一部分就是固有文化的归属感与强势文明的冲突。这种客观显现的落差造成了弱势文明采用更加愚昧野蛮的手段企图阻挡全球化趋势的可能。而这种野蛮的手段无疑是我们不能承受之重。九一一事件带给我们的震惊还在困扰我们的神经，如何使我们的后代不再承受这种折磨，将成为当政者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而溯源求本，如何重新审视我们曾经遵从并且仍然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将为此贡献一面智慧的镜子。